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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徽设计者钟灵的传奇人生

【字体:   WWW.SDCI.COM.CN 2011-07-23   来源: 本站 

国徽设计者钟灵的传奇人生:偷听来的七七事变消息 钟灵,字毓秀,1921年8月出生于济南南关离明街。济南市民张鸿兴称钟灵为舅舅,他听自己的母亲提起,钟灵自幼习读诗书,酷爱书法绘画

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者之一,他参与设计并布置了开国大典会场,书写了天安门城楼上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”、“中央人民政府万岁”两条标语。他,是济南人钟灵,1938年入党,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相联系。今年将迎来建党90周年,记者采访了钟灵亲属张鸿兴,了解到这位老党员的传奇人生。

偷听来的“七七事变”消息

钟灵,字毓秀,1921年8月出生于济南南关离明街。济南市民张鸿兴称钟灵为舅舅,他听自己的母亲提起,钟灵自幼习读诗书,酷爱书法绘画。

1933年,钟灵考入齐鲁中学(今济南五中),后在济南电报局长途台任话务员。钟灵在回忆录中提到一次夜间值班的经历,令他终生难忘。

1937年7月7日晚,差10分10点,钟灵赶到济南电报局长途台值班。天气炎热,他正躺在交换机旁打盹,突然,北线号牌的小挂钩响声大作。钟灵刚刚接通,就听到耳机里一位姑娘急促的声音:“济南,济南!我是北平,我是北平!请接南京,南京!加急电话!”

钟灵迅速接到南京,23点41分,北平和南京开始通话。年轻的钟灵好奇心强,于是扳起小扳闸听了一下。话务员是禁止偷听电话的,但当时机房只有钟灵一个人,没有人会发现,更何况,随着一通通加急电话不断从北平和南京之间往来,秦德纯、陈诚、宋哲元、何应钦先后在电话中进行着激烈的讨论并不时转达蒋介石指示,听起来一件大事马上要发生了!

从得知日军借口士兵失踪坚持进入宛平城搜查,到北平报告7月8日早晨5时许日军在卢沟桥向我军开火,钟灵从头听到尾,直到他早上6点下班,北平和南京的通话一直未断。他心情十分激动,立刻去找一名姓陈的先生,他经常借给钟灵进步书刊。在“老陈”那里,他将听到的所有消息一五一十地复述出来,而“老陈”则要求他不要向别人讲,以后值班时了解到情况立刻告诉他。

直到1938年钟灵入党后,他才知道,“老陈”是济南我地下党党员。

设计陕甘宁边区第一枚邮票

“七七事变”后,钟灵到湖南长沙参加抗日救亡运动,1938年进入延安“鲁艺”美术系。1939年他被分配至八路军西安办事处,次年回到延安,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。

在革命时期的延安,钟灵是“四大忙人”之一。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,很多解放区先后发行邮票。1945年初冬,钟灵接到了设计陕甘宁边区邮票的任务。钟灵提出的设想与陕甘宁边区邮政管理局的负责同志不谋而合——将宝塔山作为图案主体。他认为,在歌曲《延安颂》中,第一句歌词就是“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”,宝塔山是延安的象征。

于是,钟灵先去延安南门外画了一张宝塔山的速写:宝塔是主体,宝塔附近有座防空警报用的大钟,而山坡上是一排有延安特色的窑洞。

根据这幅速写,钟灵将图案绘好,又添加文字和面值,完成了草图。批准后的正式图样,则是他用墨线勾画而出的。这套邮票先后印了四版,共23种。这枚邮票被许多集邮家珍藏,有些人还专门将此票寄给钟灵,请他签名盖章再挂号寄回。

新中国成立后,钟灵又与画家张仃共同设计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纪念邮票:《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》、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念》等。

设计政协会徽及圆形公章

解放前夕,钟灵入京。1949年2月,钟灵等随周子健同志作为中央机关的先遣队进驻中南海,任“中南海办事处”第一组组长,开始了为建立新中国而夜以继日的繁忙工作。

6月,钟灵任新政协筹委会总务处主任兼会场布置科科长。他与张仃共同设计了政协会徽:上方中央的红星代表无产阶级领导;齿轮嘉禾代表工农联盟;四面红旗代表四个阶级(工、农、小资产阶级、民族资产阶级)大联合;地图及背景寓意光芒四射的新中国;红星下“1949”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诞生年。

由于会议通知及文件信函等需加盖筹委会公章,时任筹委会副主任的周恩来便将设计公章的任务交给了钟灵。此前的公章多是方形或长方形,边沿宽大,造型笨重,不太美观。钟灵接到任务的第一个想法是:新中国即将成立,应该打破过去的条条框框,有一个新的面貌。

钟灵曾经设计过中南海出入证,圆形,中间有一颗星。受到那次设计的启发,他也将筹委会公章设定为圆形边框,“新政治协商会议”七字呈弧形排在上方,下面则横排“筹备委员会”五字,一颗五角星被放在正中偏上的位置,代表党的领导。

伏案画好后,钟灵亲自将图案呈送给周恩来审查,周恩来看后称赞道:“很好嘛!我们就是要有点新意,要敢于创造,就照这么做吧!”那是钟灵第一次得到周恩来的表扬,心里十分得意。

此后,圆形边框、各类型号的橡皮公章印坯被大量生产,而这种公章样式,一直沿用至今。

参与设计国徽

1949年7月《人民日报》刊载了征求国旗国徽图案的启事,但征到的少量国徽设计稿经审查均未被采纳。这时,钟灵与张仃在政协会徽基础上,画出十几幅彩色设计图,大都以天安门为中心,加上五星,周围是齿轮麦穗。周恩来看后比较认可,便指示给审查小组,并建议立即彩印分发给政协委员征求意见。图册印出,下署设计人:张仃、钟灵。因开国大典临近,经毛主席建议,先通过国旗及代国歌,国徽暂缓。

1949年9月,开国大典在即,作为会场布置科科长的钟灵最为忙碌,每晚仅睡两三个小时。经周恩来批准,他用宋体书写了“中央人民政府”牌匾,10月1日悬挂到了新华门处。

绘制好天安门布置设计图后,钟灵与张仃又设计了8个直径两米多的大红宫灯,由一位尹姓师傅带人直接在天安门城楼上制作安装。天安门上左右两条标语也由钟灵书写: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。一年后,经周恩来指示把东边的标语改为“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”。1956年有关部门又找他将繁体改为简体字,至今再未变动,依然庄严如故。

开国大典以后,钟灵和张仃把中心工作转到设计国徽上来。经周总理指示,又邀请了6位教授、美术家,并组成了清华大学和城内两个小组密切合作,共同参与设计。1950年6月28日,周恩来在国徽设计初稿审定会上又提出要增加稻穗,不仅因为稻是南方的主要农作物,同时也展示了我国幅员辽阔。他还强调国徽要向上、挺拔。根据意见,由高庄教授最终塑成国徽立体模型。1950年9月在政协全体会议审议时,由钟灵按模型绘成的彩色效果图最终获得通过(该图现存中央档案馆,背后有钟灵表示负责的签名)。9月20日,毛泽东主席正式发布命令,公布国徽图案及说明,庄严富丽的国徽正式诞生了。1950年10月1日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时,天安门城楼正中悬挂了新中国国徽。

漫画“方灵创作法”

1950年8月,钟灵为学习俄语,进入中苏友好协会的俄文夜校,并被任命为班长,而副班长就是方成。两人无论在班务还是课下活动中都很投契,友谊渐深。

那时,方成是《新民报》的美术编辑,并主编《观察》杂志漫画专栏。得知钟灵画漫画,方成便向他约稿,每投必用。1950年冬,钟灵与方成合作创作了反映国际问题的漫画《谁是多数》,发表于《人民日报》头版,并受到美术理论家王朝闻的好评。此后,两人决定长期合作,并开始使用“方灵”的笔名。

每天晚上,钟灵和方成都对国内外动态进行交流和探讨,确定主题,再分别作画。完成后,根据各自画作的特点再次加工,经过反复的斟酌修改,“方灵”的作品才算定稿。“方灵”漫画风靡一时,许多单位请他们去作报告,并称这种独具特色的创作手法为“方灵创作法”。

“文革”开始后,钟灵和方成都被下放到干校当炊事员,钟灵在团泊洼蒸窝头,方成在河南熬稀粥,仍算“同行”,只是通信一断就是七八年。后来,钟灵调至北京电影制片厂,方成则在人民日报社,虽相距甚远,两人来往不断。

“方灵”之名也曾引发不少猜测和联想。两人以“方灵”之名合作发表了近千幅作品,出版数本画册。上世纪50年代初期,社会上流传着“方成、钟灵是一对夫妻”的说法,并称“钟灵是个漂亮贤淑的才女”,屡次闹出笑话。钟灵晚年回忆此事,说自己和方成是“老夫老妻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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